一、地主形象在不同文學時期的不同面孔

1980年代：家族敘事中的隱性出場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為地主、富農(nóng)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這一政策調整大大改變了地主的歷史境遇。80年代的思想解放強有力地推動了文學解放。作家們不再拘囿于非好即壞、非善即惡的二元對立標準。他們開始拋掉一切先驗的歷史評判，重新打量地主原有的和該有的文學面貌。盡管地主被重新納入人民的營旗之下，但是僅僅作為次要人物有了陪襯性、背景性的“出場”。“在場的不在場”與“不在場的在場”成為這一時期地主形象的兩種表現(xiàn)形態(tài)。所謂“在場的不在場”是指地主作為非關鍵性人物存在且地主身份并不對故事情節(jié)構成實質性推動。如《古船》（1986）中的地主隋迎之將自己的田地、作坊等分給窮人以緩解自己的心理重負，而后像個游士一樣騎馬遠行，最終流盡鮮血死在馬背上。地主作為一種身份附著其身，歷史對個體的重壓以及個體的無能為力才是悲劇的根源所在?！独浰谥摇罚?988）呈現(xiàn)了家族沒落背景中兩代地主的沒落。第一代地主劉老俠憑著勤勞節(jié)儉的品行積攢下土地和財產(chǎn)，同時也將財富的種子播撒到整個楓楊樹。作為“四十年代最后的地主”，劉沉草的身上處處潛隱著混雜性和斷裂性，即使抹除掉其地主身份，也并不減弱人物自身的性格悲劇和命運悲劇。所謂“不在場的在場”則是指地主在小說中幾乎沒有正面登場，但通過他人的層層轉述又可以間接勾畫出其基本輪廓。在《諾言》（1988）中，地主之女李朵作為一個核心人物貫穿始終，逃亡地主李裕川則處于缺席。而他的空白卻強有力地主宰了李朵的命運走向。父親的地主身份對李朵及其母親的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流傳坊間的種種謠言和全部想象也使李裕川變得無處不在。小說結尾，他的出場將故事推向高潮，但卻是為夜色和槍戰(zhàn)所掩蓋，讀者最后見到的只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體。無論是“在場的不在場”還是“不在場的在場”都是對于地主階級身份的一種模糊化處理，作家們?yōu)榈刂餍蜗蟮摹叭ルA級化”作出了努力和探索，但是對于這一形象內在的豐富性還尚待進一步挖掘。他們已經(jīng)將地主由幕后引至臺前，而如何重新化妝、粉墨登場將由90年代的作家來重新策劃。1990年代：解構語境中“人”的發(fā)現(xiàn)如果說80年代的作家對于地主形象的“去蔽”進行了有益探索的話，那么90年代的作家則對其“重建”作出了積極努力。他們努力解開捆綁在地主身上的歷史繩索，將其置放到“人”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同階級性的瓦解相伴而生的是作為人的地主的發(fā)現(xiàn)。

《故鄉(xiāng)天下黃花》（1991）中的老地主李文武性格懦弱。他主動交出地契，積極配合，依然無法改變兩次被拖上批斗臺的命運。最能體現(xiàn)李文武性格的是“兩哭一跪”。第二次斗爭大會結束后，李文武一家在寒冬臘月被掃地出門。在跪求無果，又眼見孫子險遭摔死，軟弱的他不再軟弱，“你這個沒人性的東西，我跟你拼了他！”①以死相拼的李文武倒在血泊中?！兑粋€地主的死》（1992）堪稱解構意義十足。余華一再強調地主身份的無處不在，故而頻頻使用地主的兒子，地主家三代的三個女人，地主的孫女這類不厭其煩的稱謂。這是一種以意識形態(tài)去意識形態(tài)的敘事策略。王香火的抗日義行給地主之子帶上了“民族英雄”的桂冠。當日本人的刺刀沖向胸腹時，王香火沙啞地喊了一聲：“爹啊，疼死我了?！笨梢?，“愛國”僅僅作為一個外部事件洗刷了地主階級“反革命”的歷史冤屈，但是王香火臨死前對于父親對于疼痛的個人化感知才是作品的歸宿所在。如果簡單地將地主從“歷史反革命”的牢籠提升至“愛國民族英雄”的席位僅僅是走向了另一個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所蔭蔽的極端，回歸到普通人的情感與感知才可真正做到對于地主的重新發(fā)現(xiàn)。在尤鳳偉的短篇小說《合歡》（1993）中，地主夏世杰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情種。他不僅像普通人一樣渴求愛情，而且最終為了追求愛情放棄了生命。他按照與夏發(fā)子的約定，積攢下足數(shù)的糧食換取與呂月的相會。當他奉上最后一升糧食后，兩人吞下砷石相擁而死。這是一個地主遭遇愛情的故事，時代風云和歷史變幻退居其次，一個勇于追求愛情和自由的人的形象躍然紙上。無論是為保護親人而死的李文武，還是為國捐軀的王香火，抑或是殉情而死的夏世杰，他們都只在某一個人格方面有所側重。這一時期最具豐富性和感染性的地主形象當屬《白鹿原》（1993）中的白嘉軒。思仁重義構成他魅力人格的核心品質，克勤克儉、慷慨大方、以德報怨、處亂不亂則成為他豐富人格的有力支撐。在這個腰桿挺得太直的地主身上，我們發(fā)現(xiàn)了如此多的優(yōu)秀品質。有研究者稱：“白嘉軒不愧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寫’的地主。”②其實，“大寫”的地主還不能充分凸現(xiàn)出人性化的文學觀，只有“大寫”的人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的文學之審美觀照。白嘉軒不僅在“地主”這一形象系列中耀眼出眾，在整個當代文學人物走廊中也大放異彩。簡言之，90年代的文學對地主形象的闡發(fā)已經(jīng)回歸到人本身，重新確立起人的尺度，并對其人格的豐富性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挖掘。新世紀以來：傳奇渲染中的人性蕩漾新世紀作家在面對歷史資源與文學記憶的同時，也在努力追索新的生長點。在一個更為寬松自由的文學場域里，他們充分伸展開想象的翅膀和思想的觸角，擺脫了常規(guī)的敘事羈絆，為地主披上了傳奇的外衣。剝開這層外衣，我們看到的是作家精心栽培的人性內核。莫言的《生死疲勞》與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于2006年分別面世?；\統(tǒng)地說，這兩部作品其實面臨同一個潛在的問題，即“地主死后怎樣”？對此《，生死疲勞》與《第九個寡婦》提供了兩種可能性——死后輪回與死而復生。小說中，地主西門鬧成為第一敘述人跳到臺前大聲控訴、大肆叫冤。單干戶藍臉始終堅守著自己的一畝六分地，而為驢為牛的西門鬧與以一己之力對抗集體的主人忠實相伴。這是一對奇妙的組合。昔日的仇敵變成今日的伙伴，歷史的冤結在朝夕相伴的生命關懷中消失不見。在西門鬧人——獸——人的生命軌跡中，歷史逼迫他遺忘的恰恰就是他投生前不能釋懷的。

當他歷經(jīng)五遭畜道后，漸漸遺忘了冤屈，放下了仇恨，才終于擺脫了畜道再度為人。西門鬧的死后輪回歷經(jīng)了一個從獸性回歸人性的醒悟過程，但這種醒悟維系著西門鬧個人的成長與蛻變。而人性是向內的，更是對外的。于內，它規(guī)約和更新著個體自身的言行與感知；于外，它又引導和感染著個體以外的他者的言行與感知。人性是星星之火首先點亮自我的內心，其次又必須是燎原火種驅散他人心頭的黑暗。在《第九個寡婦》中，我們找到了這樣的燎原火種，同時也見證了一場催人淚下的人性復活。勤儉致富、為人謙和的地主孫懷清在一系列歷史的錯亂中被判處死刑。兒媳王葡萄把他從尸堆中救出，一條原本奄奄一息的生命在歷史遺忘的角落里一活二十年。歷史的虛偽和斗爭的殘忍使得人們開始了狂熱之后的人性萌動。孫懷清的死而復生訴說的是一個普通人的傳奇故事，這傳奇里燃起一個由弱而強、由己及人的人性理想。在瀕死的孫懷清剛剛獲救之時，作者首先描寫的是他的眼睛，這是一雙死里逃生的眼睛，“里面的光很弱，葡萄不知它能亮多久”。葡萄的奉獻與犧牲使這份微弱的生命之光一點點燃燒起來；孫懷清的死而復生使他寬恕了他人及歷史強加給個體生命的一切不公正；鄉(xiāng)親們用無言的行動對歷史脅迫下的人性虐殺作出了自覺懺悔。孫懷清最后藏身的那座矮廟儼然化身為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如果說孫懷清表征著生命與人性本身的話，葡萄則是生命與人性的拯救者和守護者，后來醒悟的鄉(xiāng)親們則成了依循人性而來的追隨者和朝拜者。奉獻、犧牲、寬恕、懺悔共同搭建起一個人性蕩漾、愛意融融的新世界。

二、人性話語的歷史流變：無視中踐踏——探索中發(fā)現(xiàn)——重建中修復——呵護中頌揚

透過地主形象在各文學分期的差異，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作家人性意識的潛在流動，即無視中踐踏——探索中發(fā)現(xiàn)——重建中修復——呵護中頌揚。當代作家在借助對地主形象的反思來重建人性話語時表現(xiàn)出一種整體傾向性。他們基本選取了仇恨和暴力兩大切入口，在對仇恨的描摹及暴力的闡釋中冷靜剖析著人性的歷史性狀。第一，仇恨。地主形象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錯綜復雜的人際網(wǎng)絡中，而地主與農(nóng)民的關系則成為其中最為核心的所在。仇恨是理解二者關系的關鍵詞。表面看來，地主和農(nóng)民分別作為仇恨的主體和客體而存在。但是這種仇恨關系的確立卻是政治力量強行介入的結果。掌權者巧妙利用了二者之間財富（包括財產(chǎn)和土地）分配不均的經(jīng)濟狀況，人為地劃分出兩大水火難容的陣營——地主是既富且惡的，農(nóng)民是既窮且善的。富是窮的根源，而善必須把惡打倒。至此，地主和農(nóng)民之間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被篡改為剝削與被剝削，批斗與被批斗的關系。而支撐起這種新型關系的即是蓄意煽動起來的仇恨。這仇恨并非具體化的私人恩怨，而是被積極策動、刻意激化的階級仇恨。正如《暴風驟雨》中所描寫的，“報仇的火焰燃燒起來了，燒得沖天似的高，燒毀幾千年來阻礙中國進步的封建，新的社會將從這火里產(chǎn)生，農(nóng)民們成年溜輩的冤屈，是這場大火的柴火?！痹倏礊榕浜隙窢幍刂鞫本偷囊皇籽砀枵{：“千年恨，萬年仇，共產(chǎn)黨來了才出頭?！鳖愃七@樣群情激奮、斗志昂揚的場面在80年代之前的同類題材中屢見不鮮?！皬谋砻嫔峡?，這種文學寫的是轟轟烈烈的‘熱場面’，實際上，恰恰是面對人類不幸而無動于衷的冷文學。它完全喪失人性的光輝，離文學的本性是很遠的?！雹墼诔鸷薜难劬?，只見敵人，沒有“人”，而敵人都是死不足惜的。在階級仇恨的名義下，地主首先被“非人化”，“非人”的他們注定要被嚴酷鎮(zhèn)壓，淪于滅殺。他們的生命得不到尊重，他們的權利被任意踐踏，他們的歷史作用必須是且惟一是“開歷史倒車的”。“仇恨，具有一種幾乎無限的能力，能夠將受害者非人化，能夠摧殘人類最基本的同情和憐憫?！雹艹鸷迣τ谕榈呐で鷮嶋H上關涉人的本性問題。由此，仇恨的消解與釋懷對于人性修復以及情感回歸有著重要意義。在人性視域的觀照下，作為仇恨主客體雙方的農(nóng)民和地主必然面臨全面瓦解和重新建構。白嘉軒與鹿三（《白鹿原》）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對和諧融洽、充滿暖意的美好組合。他們雖有主仆之名，但卻情同手足。白嘉軒每每稱其“三哥”，而鹿三則直呼“嘉軒”其名。嘉軒仁義，鹿三忠實，嘉軒勤勞，鹿三能干，他們之間的和諧狀態(tài)是對于以往主仆關系的反撥，也表明了作家建構理想人性的一種努力。這種努力是可貴的，但是沒有擺脫主仆關系的束縛因而難避局限。莫言在《生死疲勞》中則以“主仆顛倒”的策略再度打量地主與農(nóng)民之間的關系。地主西門鬧轉生為畜，與昔日的長工藍臉構成嶄新的主仆關系。在兩人反主為仆、反仆為主的身份倒錯中，過往的恩恩怨怨、愛恨情仇漸被歷史的風沙所掩埋。其實遺忘歷史的過程也是淡化仇恨的過程。當歷經(jīng)四道輪回，西門鬧自以為冤結已解故申請投胎為人時卻遭到拒絕，閻王要他再做兩年猴才可轉世為人，原因是西門鬧心中還有仇恨。這無疑是在表明：唯有放下仇恨，才能擺脫畜道（獸性），再度為“人”。嚴格說來，若要將地主和農(nóng)民之間的關系修復到健康自然而又充滿人性的狀態(tài)，階級仇恨和主仆關系是都要徹底拋棄的。讓地主回到人，那他就是與農(nóng)民無異的人。

一、當代文學對于批評的看法

當代文學學科所面臨的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正確對待批評。有些學者人為采用批評的手段是最能彰顯出當代文學特征的一種書寫的形式，其作用是其他一般研究方法無法比擬的。這種看法存在一定的道理。但是近些年來這種批評也隨之產(chǎn)生一定的抱怨聲。例如利用批評進行炒作，采用表揚式的批評手法。并沒有從文章的角度進行批評，導致批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其實作為當代文學學科材料和文獻積累的重要基礎之一，當代批評存在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夠成為當代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起點。但是批評要進行理性的批評，也就是說要對文學作品負責，對文學作品所展現(xiàn)的精神生活和審美生活負責。因此在對當代文學作品進行批評時，要對藝術作品進行謹慎的檢驗和評價。還有一種批評是來自海外的，例如“魯迅重評”等。由于該種批評是以一種嶄新的理論作為依托，因此能夠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確實存在一定的分量，但是這種批評的方法存在一些不足，主要體現(xiàn)在對歷史文獻的漠視，不耐煩進行扎實的基礎研究。對于當代這種批評對當代文學的影響程度，使得當代文學錯過了學科積累的重要階段。當前，對批評現(xiàn)狀的學習意義進行深刻的反思，它的改善和建議也在一片混亂的歷史過程中停頓下來了。

二、當代文學的書寫形態(tài)方法

除了批評之外，宏觀論述也是當代文學廣泛采用的書法。當然，我們有理由相信采用宏觀論述的方法進行探討要求論述者具有一種經(jīng)驗性的思想結論，他能夠實現(xiàn)對所描述的對象了如指掌，相對于他來說，進行論述是一件相當輕松的事情。之所以對宏觀論述持一種保留的態(tài)度，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因為其過于盲目自信而對研究對象的復雜性產(chǎn)生了忽略。出于一種簡單的理解，認為當代文學是受人壓制的結果。這就讓人聯(lián)想到宏觀論述只注重宏大的命題和結論，而不去關系歷史過程的復雜性。宏觀論述的另外一個表現(xiàn)就是從我開始。之所以會產(chǎn)生這種效果，其主要的原因是在很多人看來，進行當代文學研究就是在進行一種現(xiàn)狀的批評。進行有針對性的批評為認為是一種有效的學術研究方式，但是通過時間的推移，現(xiàn)狀并不是一種抽象的所指，隨著時間的向前發(fā)展，一些觀念的素材很有可能成為具有實在意義的材料。另外一些屬于文本外的東西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從批評空間蒸發(fā)。而當前的事實是大部分的宏觀論述都將歷史材料進行遺忘，他們所清楚記得的是研究者的主觀愿望和預設理論。顯然，上述所說明的并不是表明宏觀論述完全沒有可取的地方。通常情況下有依據(jù)、思考嚴謹深入的宏觀論述能夠給人以更大的啟發(fā)，是一種具有方法論的價值，更是一種難得而又樸實的表達方法。

三、當代文學的寫作速度

當前進行當代文學研究的從業(yè)人員，其所寫文章的速度是驚人的。通常情況下要為各種座談會準備發(fā)言稿，準備各類時評，有時還是因為自身的感受很多，而不得不進行文學作品的寫作。而這種現(xiàn)象在現(xiàn)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是很少見的。但是和現(xiàn)代文學相比，當代文學研究存在問題主要是有很多的文章并不是作者經(jīng)過深思熟慮所得到的，還有一些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進行的創(chuàng)作。有些作品還存在著大量的感性認識，而理性認識相對來說較少，因此這類文章的印象效果極差。當前大的社會背景條件下，要求當代文學從業(yè)者的寫作速度快，他們不需要進行深思熟慮。同時寫作速度的快與慢往往還牽扯到對整個學科的認識，在很多人的眼中當代文學一直屬于一種嶄新的學科，他們沒有也不愿意進行細致的檢討和反思。結束語當代文學是一種被規(guī)范化的文學實踐活動，其以高度肯定的姿態(tài)講述了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所取得的文學成就，注重參與這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描述。當代文學以民族化和大眾化作為審美形式的主導方向，充分體現(xiàn)出社會主義改革和實踐的重要內容，是對歷史內部進行研究的學理性的研究方法。

摘要：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是高校漢語言文學的一門基礎課程，也是一門主干課程。由于中國當代文學是正在發(fā)展、變化的學科,對這門課程的研究、教學和教材編寫也呈現(xiàn)出難以把握的情況。所以本文探討了中國當代文學教學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一些改革的措施建議。

關鍵字：當代文學教學改革語言文學

一、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的必要性

地方區(qū)域性普通本科高校的應用性人才培養(yǎng)目標，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實際及其教學現(xiàn)狀以及培養(yǎng)對象的不同要求等因素決定了中國當代文學課程必須進行教學改革。

應用性人才培養(yǎng)目標是我國一些地方區(qū)域性高校在高等教育結構大調整中對教育市場化趨勢做出的戰(zhàn)略選擇。所謂應用性人才，是指適應社會需求、動手能力強、基礎寬的多面手。這里包括如下涵義：其一，在專業(yè)知識的掌握上以基礎為主；其二，在知識結構上要求面比較寬：其三，在綜合素質上要求實踐能力強：其四，在培養(yǎng)方向上以社會適應性為主要特征。人才培養(yǎng)目標是專業(yè)教學的指揮棒.應用性人才培養(yǎng)目標所要求的實際上是一種高等職業(yè)教育，其教學理念、教學模式都是有自己的要求的。如何與應用性人才培養(yǎng)目標保持一致，是專業(yè)課程在教學上必須解決好的問題。中國當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主干課程，無疑迎來了一次教學上的挑戰(zhàn)，必須進行改革。

高校設置的專業(yè)從性質上分為理論素養(yǎng)型和應用技能二類。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是高校的一個傳統(tǒng)專業(yè)，屬于理論素養(yǎng)型的。它主要是以培養(yǎng)和提高教育對象的人文素養(yǎng)為目標的，而在實踐技能方面的要求則比較低.其專業(yè)課程的設置與應用性人才培養(yǎng)目標并不是一致的。應用性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確定了所設置的專業(yè)及其課程應該是技能型的。這種疏離現(xiàn)象也造成了專業(yè)課程教學的尷尬。目前，由于專業(yè)源遠流長的慣性影響，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課程和許多課程一樣，在教學上依舊照搬素養(yǎng)型的教學傳統(tǒng)。在教學活動中，教師是主體學生始終處于被動的地位；授課方式以教師灌輸為主，即使利用多媒體課件的教學，也僅增加了一些內容的直觀性，并沒有偏離教師講授這個中心：教學內容依舊按照傳統(tǒng)的要求進行安排，知識傳播居于主導地位，能力的培養(yǎng)依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考試考查中，依舊偏重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能力的測試沒有放在應有的位置上。這就明顯地形成了培養(yǎng)目標與課程教學兩張皮的現(xiàn)象。要打破這種現(xiàn)象，必須進行教學改革。

一、當代文學的評價標準改革的思考

林賢治認為，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階級斗爭，一方面是社會文化心理、道德、知識的傳承；一方面是創(chuàng)造力的破壞，致使我們這一代作家無論是從道德水準到藝術素質，對人類的愛，悲憫心、道德心，等等，可以說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點。我很認同他的看法：“對于中國文學，如同對待其他事物一樣，評價或高或低都很正常。我以為，對于當代中國文學的評價，應當實事求是。有一種‘問題意識’、‘危機意識’總是好的，有利于我們的深入認識?！边@正是我們必須對當代文學的教學進行改革的動因。首要的改革就是批評標準的改革，必須弘揚普世價值，否定階級斗爭，用基于普世價值的真善美取代階級斗爭導致的假惡丑。文藝批評標準的真、善、美，人權、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主要內涵，超越了民族、國家、階級和政黨，是人類的共同理想和文明成果。它們以人性論為哲學基礎，人道主義為基本的理論體系。它們萌芽于古希臘，成型于文藝復興，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系統(tǒng)化、理論化，終于二戰(zhàn)結束后為聯(lián)合國代表的國際社會確認，在90年代初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停止后成為世界的共識。產(chǎn)生于19世紀中期的馬克思主義，其設想未來的共產(chǎn)主義“是人向作為社會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徹底的、自覺的、保存了以往發(fā)展的全部豐富成果的”，因而是“完成了的人本主義”。它描繪的共產(chǎn)主義理想社會是“自由人的聯(lián)合體”?！霸谀抢?，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比欢恼軐W基礎是階級論，理論核心是階級斗爭，包括奪取政權的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這與人性論和人道主義難具備兼容性，在實踐中不但不易實現(xiàn)“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chǎn)主義目標，而且易走向“自由人聯(lián)合體”的反面，即個人獨裁或小集團的專制，以新階級代替舊階級。由于階級論與專制主義的某種潛在親緣性，所以它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反而在資本主義不發(fā)達的俄國和更落后的中國贏得了勝利。在與這些落后國家的專制主義傳統(tǒng)結合的歷史過程中，它自身也發(fā)生了本土化變異，演化出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思想等。受其影響，文學的真善美評價標準發(fā)生了較大偏差，這就是當代文學的癥結所在。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傳揚，階級斗爭的危害被認識，解決這個歷史癥結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當代文學的教學改革勢在必行。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是社會的產(chǎn)物，是作者在一定的文化語境中用語言文字表達的精神活動。由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特征，對文學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更須把握其時代背景。以廣闊的視野，以普世價值為標準，從社會文化的總體層面看文學，才能對中國當代的文學思潮和運動，以及作家作品的藝術成就和歷史地位，作出正確的評價。當代文學發(fā)展的階級斗爭理論和實踐給中國造成了持續(xù)性多發(fā)性災難。的理論根源、歷史淵源、輿論準備、心理基礎、普及宣傳，以及劫后的平反冤案、反思歷史、思想分歧、深遠影響，都和當代文學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必須徹底否定，清算的影響，并且追根溯源，消毒除垢。唯此，當代文學的癥結才能迎刃而解，文學批評才能復歸真善美。所以，深入批判，是我們進行當代文學教學改革的關鍵內容，重點就是教育學生認清的性質及其與當代文學的關系，這對今天不知道的一代年輕人特別有必要。

二、“紅色經(jīng)典”的重新評價

長達十年之久（1966-1976）的“無產(chǎn)階級”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此前全國上下個人崇拜和階級斗爭初露端倪，這是“”得以發(fā)動和展開的社會心理基礎。“”前的“紅色經(jīng)典”，主題就是個人崇拜和階級斗爭，風靡全國的“雷鋒精神”和頌歌“東方紅”是其中影響最廣遠的代表作。一脈相承走向極端的“”是暴露了部分人心理的皇權與專制主義思想。必須從理論、價值觀、制度、文化、人性等各個層面深刻反思“”，真正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用普世價值取代階級斗爭，用民主憲政取代專制主義，中國人民才能真正解放，中華民族才能真正走向現(xiàn)代化?！啊笔晔恰啊鼻皻v史的直接繼續(xù)，是革命文學運動與生俱來的左傾思潮的惡性發(fā)展。與對的批判密切相連的是對所謂“紅色經(jīng)典”的重新評價。這也是當代文學教學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真正的經(jīng)典，可以代表一個時代文學的最高水平，可以作為榜樣供人學習，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它們對文學的健康發(fā)展將產(chǎn)生積極、良好的影響。它不是以曾經(jīng)是否得獎為標準，更不是以一個時期的主流或非主流為標準。被稱為“紅色經(jīng)典”的文藝作品。指以后仍通過各種媒體繼續(xù)傳播的革命文藝的主流作品。它們肇端于40年代延安時期，50年代反右以后批量生產(chǎn)，60年代前夕達到高潮。某種意義上它們已經(jīng)深入人心，重評尤其有必要。對此，首先必須進行歷史的反思，了解歷史的真相，認識革命的實質，比較不同體制的優(yōu)劣，并上升到理論和價值觀高度，用人性論批判階級論，從而確立普世價值觀念。其次是把歷史反思的成果用于文學的反思，用符合普世價值的真善美加藝術的新，作為文學批評的標準，重新認識“紅色經(jīng)典”。再次是要清醒地注意到，一個時代的“主流”文學與“非主流”文學，地位和影響不是固定不變的。有的長留世上，有的時過境遷，需要經(jīng)過較長時間的歷史檢驗。是否官方批準，是否時尚追捧，是否得獎獲利，都不是好的標準。掌握正確的批評標準，不僅需要獨立的思想，還要求有藝術的修養(yǎng)。所謂“紅色經(jīng)典”，主要包括三類作品，一是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二是農(nóng)業(yè)合作化題材小說；三是革命樣板戲。用普世價值重評“紅色經(jīng)典”，必須從根本上認識階級斗爭理論的內在缺陷和現(xiàn)實危害，徹底批判“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和實踐，全面分析前十七年和十年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從“紅色經(jīng)典”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來。

三、當代文學教學改革的試驗

跟這些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紅色經(jīng)典相對，當代文學的不同時期都出現(xiàn)過一些符合普世價值的真善美的優(yōu)秀作品。有的當時被打成“毒草”，以后成為“重放的鮮花”；有的順應新的時代潮流，具有文學里程碑的意義。但這些作品能否成為經(jīng)典，還有待更長時間的檢驗。在普世價值指導下進行當代文學教學改革，重心就是還原歷史真相，重新評估作品，并在此基礎上精心設計一套專題，合理安排教學內容。通過本課程的學習，使學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性質、特點及其發(fā)展過程有清楚的認識，能夠歷史地、正確地評價其中的重要作家和代表作品，系統(tǒng)地了解20世紀下半葉中國文學發(fā)展過程中的文學運動、文學思潮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情況，實事求是地總結中國當代文學的主要成就和經(jīng)驗教訓。同時，對當代文學研究前沿、基本研究方法應有所了解，能夠用所學到的理論知識分析具體的文學現(xiàn)象，提高學生的文學欣賞能力和分析研究能力，培養(yǎng)獨立自主的文化精神和追求真善美的健全人格，真正科學地認識對中國當代文學有決定意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實踐，確立人權、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爱敶膶W”沒有下限，因此對于文學現(xiàn)狀的敏銳捕捉和分析，也成為本課程的一個重要特征。以專題方式進行教學，既有一定的靈活性，又有受課時的限制，不能貪多求全，只能少而精，突出經(jīng)典性，不面面俱到。筆者以充分的原始資料為依據(jù)，進行獨立嚴肅的探討，在“緒論”之后，按時間順序選定了18個專題：1.對電影《武訓傳》和《清宮秘史》的批判；2.《我們夫婦之間》《關連長》和批判小資產(chǎn)階級創(chuàng)作傾向；3.胡風集團案和文藝界反右派斗爭；4.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和宗璞的《紅豆》；5.“”前十七年的文學主潮及代表作；6.無產(chǎn)階級和地下文學；7.“”后人道主義的文藝復興思潮；8.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9.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10.北島、舒婷、顧城的“朦朧詩”；11.艾青“歸來的歌”和張志新之歌；12.巴金的《隨想錄》和劉賓雁的報告文學；13.沙葉新、高行健的現(xiàn)代話劇；14.中國當代的女性小說；15.莫言的先鋒小說和陳忠實的《白鹿原》；16.章詒和的《往事并不如煙》和胡發(fā)云的《如焉》；17.韋君宜的《思痛錄》和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18.王小波的小說和散文。這些專題的設計目前在當代文學學科領域應該處于前沿地位，以后隨著時代的進步內容上可能作適當?shù)难a充和調整，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改革課程內容的同時，筆者對當代文學的課堂教學方式也作了大幅度的改革，從講授式變?yōu)橛懻撌?。學習運用現(xiàn)代教育技術，充分利用網(wǎng)絡輔助教學平臺，搜集和上傳了需要的史料、作品、視頻資料、理論書籍，每一次課都至少提前一周布置應該閱讀的資料（包括文本和視頻）和討論題。課堂教學以討論為主，學生組成學習小組，每次課每組推選一人為主發(fā)言人，其他同學可自由發(fā)言，發(fā)言中可以提問。教師在討論前作提示，討論后做小結，以知識和證據(jù)為基礎，以普世價值為導向，鼓勵學生各抒己見，不要求統(tǒng)一思想，不同意老師的意見允許保留。相應地改革成績評定方式，平時成績占60%，其中課堂討論發(fā)言30%，期中作業(yè)（小論文）30%，期末考查（小論文）40%?，F(xiàn)在課堂教學方式的改革已進行了一輪試驗，基本上是成功的。大多數(shù)學生從開始不適應到逐漸習慣，發(fā)言和小論文的思想和寫作水平都有明顯提升。通過研究性地學習討論，學生吸收了大量的知識，知道了許多曾經(jīng)被掩蓋的當代事情和當代文學的真相，鍛煉了書面和口頭的語言表達能力，進而認同了普世價值，唾棄了階級斗爭。更重要的是，他們感受到了在自主學習中思考、懷疑、批判、探索的樂趣，培養(yǎng)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摘要：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是高校漢語言文學的一門基礎課程，也是一門主干課程。由于中國當代文學是正在發(fā)展、變化的學科,對這門課程的研究、教學和教材編寫也呈現(xiàn)出難以把握的情況。所以本文探討了中國當代文學教學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一些改革的措施建議。

關鍵字：當代文學教學改革語言文學

一、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的必要性

地方區(qū)域性普通本科高校的應用性人才培養(yǎng)目標，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實際及其教學現(xiàn)狀以及培養(yǎng)對象的不同要求等因素決定了中國當代文學課程必須進行教學改革。

應用性人才培養(yǎng)目標是我國一些地方區(qū)域性高校在高等教育結構大調整中對教育市場化趨勢做出的戰(zhàn)略選擇。所謂應用性人才，是指適應社會需求、動手能力強、基礎寬的多面手。這里包括如下涵義：其一，在專業(yè)知識的掌握上以基礎為主；其二，在知識結構上要求面比較寬：其三，在綜合素質上要求實踐能力強：其四，在培養(yǎng)方向上以社會適應性為主要特征。人才培養(yǎng)目標是專業(yè)教學的指揮棒.應用性人才培養(yǎng)目標所要求的實際上是一種高等職業(yè)教育，其教學理念、教學模式都是有自己的要求的。如何與應用性人才培養(yǎng)目標保持一致，是專業(yè)課程在教學上必須解決好的問題。中國當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主干課程，無疑迎來了一次教學上的挑戰(zhàn)，必須進行改革。

高校設置的專業(yè)從性質上分為理論素養(yǎng)型和應用技能二類。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是高校的一個傳統(tǒng)專業(yè)，屬于理論素養(yǎng)型的。它主要是以培養(yǎng)和提高教育對象的人文素養(yǎng)為目標的，而在實踐技能方面的要求則比較低.其專業(yè)課程的設置與應用性人才培養(yǎng)目標并不是一致的。應用性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確定了所設置的專業(yè)及其課程應該是技能型的。這種疏離現(xiàn)象也造成了專業(yè)課程教學的尷尬。目前，由于專業(yè)源遠流長的慣性影響，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課程和許多課程一樣，在教學上依舊照搬素養(yǎng)型的教學傳統(tǒng)。在教學活動中，教師是主體學生始終處于被動的地位；授課方式以教師灌輸為主，即使利用多媒體課件的教學，也僅增加了一些內容的直觀性，并沒有偏離教師講授這個中心：教學內容依舊按照傳統(tǒng)的要求進行安排，知識傳播居于主導地位，能力的培養(yǎng)依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考試考查中，依舊偏重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能力的測試沒有放在應有的位置上。這就明顯地形成了培養(yǎng)目標與課程教學兩張皮的現(xiàn)象。要打破這種現(xiàn)象，必須進行教學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