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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言建設在20世紀取得了突出成績?？偟慕Y果是提高了語言使用效率。從作為中國通用語言“普通話”從屬的漢語的發(fā)展情況來看，主要體現(xiàn)在語言共同化、簡便化和規(guī)范化。語言共同化方面包括：口語向一個權威方言看齊，書面語向口語看齊?！捌胀ㄔ挕焙汀鞍自捨摹本褪沁@樣的成果。文字方面包括：簡化語素漢字，建立音素漢字和漢字電腦化?！昂喕帧薄ⅰ皾h語拼音”、“漢字編碼”就是這樣的成果。語言規(guī)范化方面包括：“異讀詞”語音，“異寫詞（異形詞）”形體，漢語拼音“正詞法”，“規(guī)范字”，“規(guī)范詞”，“姓名用字”等已經和即將審定和制定的規(guī)范或者國家標準。

語言共同化是一個基礎性的浩大工程。從20世紀末期開始，隨著中國社會的高速現(xiàn)代化，共同化的口語已經按照從來沒有的速度朝普及的方向發(fā)展。書面語向口語看齊的方面，雖然比20世紀以前明顯進步，但是現(xiàn)狀使人擔憂。因為書面語從文字形式到詞語實體的應用都出現(xiàn)明顯的復古思潮。有的本來是19世紀末期改革不徹底的延續(xù)，有的確實是人為誤導的結果。這種復古思潮往往跟民族復興或者熱愛祖國傳統(tǒng)文化攪混在一起。在繼承和發(fā)揚文化傳統(tǒng)的時候，我們應該區(qū)分優(yōu)秀傳統(tǒng)和不良傳統(tǒng)。

書面語脫離口語不符合語言發(fā)展規(guī)律。中國的文言文脫離口語的局面持續(xù)了幾千年,這就是不良傳統(tǒng)。這與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持續(xù)比較久有關系,因為半分裂的封建社會沒有實現(xiàn)語言共同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們應該吸收文言文記錄的幾千年的中國優(yōu)秀文化，但是這不等于把文言文這種語言使用方式當作優(yōu)秀文化吸收。

語言使用要注意這個問題。上?！墩Z言文字周報》2002年12月18日發(fā)表了駱毅的文章，認為北京在引進的香港式樣的雙層巴士上用方言寫的告示“不設找贖”很難理解，雖然有的車子上已經改成“恕不找零”，但是不如直接用普通話現(xiàn)成的說法：“不找零錢”。這種口語化的建議非常好！原來一個意思可以用不同的代碼來表達,關鍵是看哪個更加有效率。新聞稿件的一些作者說的是“這次會議”，寫的是“此次會議”；說的是“所以呢”，寫的是“故呢”；說的是“群眾的意見”，寫的是“群眾之意見”。

有趣的是，我們按照正常情況使用普通話寫稿件投給編輯部，但是有的編輯把正常的語言改成了不正常的語言。例如，把“從1998年到2002年”中的“字從……到”改成不符合普通話標準的“自……至”?！懊绹鸵晾藨?zhàn)爭”反而被認為不如“美伊戰(zhàn)爭”明確。這說明我們具有什么語言使用觀念呢？

語文教學也應該正確處理文言文課文的教學。應該要求學生具有一定的文言文閱讀能力，以便直接吸收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內容，但是不能要求甚至錯誤引導學生用文言文寫作。2001年，南京一個學生在高考作文中用文言文寫作。怎么看呢？我們認為，即使水平優(yōu)秀，也不能提倡，何況這違背了2000年頒布的國家語言法律關于中國通用語言是普通話的規(guī)定?？墒?，我們的評閱教師一致同意給這樣的作文打滿分。這說明我們具有什么語言教育觀念呢？

任何語言的基本單位是詞！可是，我們有不少人仍然忽視語言的共性，過于強調漢語的個性，甚至強調在漢字書寫方式掩蓋下出現(xiàn)的假象，認為漢語的基本單位是“字”或者“語素”。這種“理論”甚至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正如在中國脫離封建社會的時間相對于發(fā)達國家要短，封建思想相對來說更加有群眾基礎。一個最典型的表現(xiàn)是，小學語文課程和教材建設一直在從古代漢語流傳下來的“字”的觀念中轉圈子，不能很好地適應發(fā)展了的現(xiàn)代漢語的新形勢。特別是關于拼音教學，即使國家有關部門在1988年就制定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guī)則》，而且它在1996年已經成為國家標準，即使國家語言法律明確規(guī)定漢語拼音除了給漢字注音以外，還可以用來拼寫漢語，用于漢字不能和不便使用的領域；但是小學語文教材一直不執(zhí)行正詞法，甚至把“一會兒”這個兩個音節(jié)的詞機械地錯誤地拼寫成3個音節(jié)。本來對外漢語教學一直堅持把詞作為漢語基本單位進行教學和編寫教材?？墒牵罱腥瞬粷M，主張倒退，甚至說“詞”是外來的概念，不適合漢語。這說明我們有什么語言結構觀念呢？

樹立正確的語言觀念，提高中國語言使用效率，促進中國語言健康發(fā)展。這是我們編著這種學術圖書的重要原因。語言觀念的改革首先要從學術領域開始。隨著中國高等教育向大眾化、高層化發(fā)展，也需要有更多的有特色的學術交流刊物。這是我們編著這種學術圖書的第二個原因。與語言密切相關的領域首先是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其次是作為語言大背景的文化。所以我們把這本學術圖書叫做《語言文學文化》。

在編著我們主編按照詞排版的論文集《語言文學文化》[3]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無論是大學研究生還是大學教師，即使是專門研究語言的，都對“詞”的概念有程度不同的模糊認識。例如，他們往往把概念和詞等同，因此認為“中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一個詞，雖然他們知道英語的“TheUnitedStatesofAmerica”不能當作一個詞書寫。由于思維習慣的束縛，好像不能舉一反三。相反，對于普通的詞，不少人把一個詞的成分又拆開了，例如“積極性”也分開成“積極”和“性”。他們可能知道“對不起”是一個詞，但是不知道“越來越”要不要分開。有的現(xiàn)象看上去難，想一下容易。例如“不軌”肯定是“詞”，“不科學”肯定是詞組，但是“不科學性”為什么也是詞呢？因為“-性”是詞的后綴，跟詞根組“科學”構成名詞“科學性”，但是“不”作為副詞不能修飾名詞，只能作為前綴“不-”首先附加在“科學”的前面。如果說成“不科學的性質”就是4個詞的詞組了。當然，有些中間狀態(tài)的單位，允許先試用兩種方式。例如，“總有”和“總有”都可以。英語等語言長期實行詞式書寫，也有這種中間狀態(tài)，有時用短橫線半連接。

導致這個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人缺乏普通話詞意識,形成了夾雜文言詞或者方言詞的習慣，從而使表面相同的漢字掩蓋下的不同事實被混淆起來，從而對詞產生困惑。例如，“只見其物，不見其人”，不是成語，又不是普通話詞語，必須按照古代漢語標準把詞分開。如果說“只看到事物，看不到人”就好處理了。有的人把詞綴用在一個短語的后面，也會導致處理的困難。例如，可以說“語言學”、“文字學”，但是“漢語言文字學”就有些麻煩了。如果把“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說成“語言基礎和語言應用學”，就更加麻煩了?！皾h語言文字學”其實叫“漢語學”或者“漢語語言學”就概括完整了。即使要強調漢字，也可以和應該說“漢語學及其文字學”或者“漢語語言學及其文字學”。這就涉及語言單位的原創(chuàng)行為中的語言觀念了。

因此，我們不僅要細致研究漢語詞和非詞的區(qū)分原則，而且需要根據這些規(guī)則制定詳細的詞語表格，同時從小學語文教學開始，像英語或者對外漢語教學一樣,一個一個詞地進行“生詞”教學，在詞的學習中逐步掌握漢字，不能孤立地進行“生字”教學。否則，兒童自然習得的詞意識會被“生字”教學全部沖淡，出現(xiàn)周有光先生說的“失詞癥”。

問題是，這些麻煩正是一些人的重要理由，他們用這樣的理由反對漢語拼音正詞法甚至否定漢語有“詞”這個事實。我們要知道古代漢語在書寫中句子也沒有特定的標點符號進行區(qū)分，但是并不影響漢語的存在句子的事實，而且給閱讀同樣漢語材料的每個人增加不少麻煩。進步的改革肯定要遇到許多麻煩，并不影響我們推進改革。

在高度信息化的現(xiàn)代社會，語言信息處理不再只是傳統(tǒng)的人工處理，而且有了更加高效率的機器處理。這就對漢語的詞式書寫有了強烈要求，不僅要求漢語拼音文本而且要求傳統(tǒng)漢字文本采用詞式書寫。否則，計算機在處理漢語信息還要進行切分詞的預先加工，很麻煩。如果寫漢語的人能夠遵守詞式書寫規(guī)則，那么讀或者處理漢語的人就方便了。寫的是一個人，讀的可能是千萬人。應該麻煩誰才能使成本最低呢？

最近小學要求學生背誦《三字經》。小朋友可不管那么多，讀出了這樣的笑話：“狗（茍）不教”，“讀豬屎（諸史）”；“追（錐）刺屁（股）”，“屎（始）發(fā)奮”。他們是用標準的普通話語音讀的，怎么讀出來以后產生巨大的誤解？因為這些詞根本不是真正的普通話的詞，光穿一件普通話的外衣不能成為普通話。

“狗不教”如果用衡山話讀會跟“狗不叫”同音，但是衡山話根本不這樣說。真正的衡山話“狗不教”說“狗不［kau55］”,“狗不叫”說“狗不［ya55］”,不可能同音。曾經有人笑有的方言“孩子”和“鞋子”同音,不能區(qū)分。其實這是用方言讀普通話的詞才出現(xiàn)的結果,并不說明方言本身有缺陷,因為這種方言可能根本沒有“孩子”的詞,可能用“細人”或者“芽子”、“妹子”等表示。

在長沙話里“爹爹”指“爺爺”，“爺爺（/爺）”指“爸爸”，雖然詞指稱的客觀對象跟北京話的“爺爺”和“爹（爸爸）”相反，但是并不妨礙長沙話對客觀對象的區(qū)分。長沙話也可以用“公公”和“爹爹”分別表示“爺爺”和“奶奶”。那么長沙話兩個“爹爹”是否有矛盾沖突呢？從漢字看來當然沖突，但是從口語看來沒有沖突,因為聲音不同。表示“爺爺”的是“［tia33tia33］(爹爹)”,表示“爸爸”的是“［tie33tie33］(爹爹)”。這就是語言的系統(tǒng)性。

因此,沒有跨系統(tǒng)的口語,只有脫離口語的跨系統(tǒng)的書面語。跨系統(tǒng)的書面語必然是不能還原成口語的的書面語。它太依賴視覺,忽視聽覺,是“死”的書面語，因為聽覺的口語是語言的基礎。

現(xiàn)在我們的普通話水平測試（PSC）也有這個問題，測試的可能根本不是普通話。有人提倡通過背誦古文學習普通話，當然有道理。但是,對于說方言的人,文言和普通話都是“外語”,而且是容易被不跟音素對應的漢字混淆系統(tǒng)界限的兩種“外語”。因此,如果方法不恰當,恐怕只能學到普通話的皮毛,甚至會給普通話學習增加混亂。所以，我們的老師要告訴學生，學習《三字經》這樣的古文，主要應該學習其中有積極意義的思想，比如怎樣做人，學習它的語言組織技巧，但是不能機械地學習它的語言，甚至模仿它的語言進行寫作。

因此,在使用普通話的時候,不要用文言的思維模式,不要太關注普通話已經結構復雜化的詞的內部結構語素及其表現(xiàn)形式。例如，音節(jié)和字。我們要關注整個詞的內容和形式。例如,“妻子(qīzi)”,形式上不能被“子”誤導,讀成qīzǐ,內容上不必管它是不是從古代“妻(妻子)”和“子(子女)”兩個詞復合形成的一個詞。正如用戶不需要會拆散和組裝電視機,只需要會整體使用電視機。漢語教學和使用中,詞和非詞的認識和表現(xiàn)不明確,導致人人需要有一邊閱讀一邊辨別詞的能力,這正如混淆對用戶和維修人員的要求。這當然會影響用戶的消費效率和利益。漢語研究和教學要面向現(xiàn)代化,打破低效益的舊的思維模式,提高漢語用戶的消費效率和利益。

漢語拼音文本的詞式書寫，是在漢字改革的浪潮中提出的。1892年盧戇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階》開始嘗試，到現(xiàn)在有了111年的歷史。傳統(tǒng)漢字文本的詞式書寫，是在電腦語言信息處理中提出的。20世紀末期開始呼吁和實踐，到現(xiàn)在只有不到20年的歷史。

暨南大學周健教授告訴我們，他準備在出版他的一部新著作的時候，也采用詞式書寫，南昌大學陸丙甫教授告訴我們，他們準備召開一次關于詞式書寫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些都是詞式書寫的喜訊！

我們非常感謝成都的《中文信息》，香港的《語文建設通訊》，長沙的《中南大學學報》等刊物先后敢于沖破舊的習慣力量，發(fā)表按照詞的單位表現(xiàn)的詞式書寫論文。特別感謝中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中國第一本完整的使用漢字的漢語詞式書寫圖書《語言理論》[2]。還要特別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均先生給彭澤潤和李葆嘉主編的《語言理論》寫序言鼓勵漢字文本的漢語詞式書寫實踐。這篇序言原稿也是按照詞式書寫方式寫作的。

最后讓我們記住王均教授針對詞式書寫在《語言理論》的序言中說的話：“肯定有人會反對，因為不習慣。我說不怕。”“新的進步事物總有一個逐漸適應和接受的過程?！弊屛覀冊跐h語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上，沖破種種反對現(xiàn)代化的阻力[1]，讓漢語更加健康地發(fā)展，從而在世界漢語熱潮中順利走向世界。

參考文獻

[1]季榮臣.近代中國的反現(xiàn)代化思潮淺論[N].北京：光明日報，2004-02-03.

[2]彭澤潤，李葆嘉.語言理論[M].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2.

[3]彭澤潤，王開揚.語言文學文化[C].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