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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制度是政黨政治的主要表現形式和實現形式。中國政黨制度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推進中國政黨制度理論研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理論建設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內容。對近年來中國政黨制度理論研究進行綜述和評價受到各種條件的制約，其中資料收集的全面與否肯定會影響評價的結果，筆者雖然盡了很大努力，但資料的收集難免有所疏漏。另外，由于中國共產黨是我國的執(zhí)政黨，執(zhí)政黨建設受到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已有廣泛的理論研究，同時也考慮到研究問題的角度，因此關于執(zhí)政黨建設的理論研究沒有列入本次資料收集的范圍，也沒有作為述評的內容。

一、研究成果綜述

由于歷史和其他一些原因，相對于政治學理論的其他研究，政治學理論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對中國政黨制度的關注明顯不夠，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存在明顯差距，史學研究者、統(tǒng)一戰(zhàn)線系統(tǒng)的實際工作者是研究的重要力量，但中國政黨制度理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引起我國政治學研究者的重視。通過對收集到的資料的分析，關于中國政黨制度的理論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1.關于中國政黨制度特點及功能的研究

中國現行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xié)商制度，無論在形式還是運作過程中都有自己的特點并發(fā)揮著重要的功能。從收集到的資料來看，對中國政黨制度的特點及功能的研究主要還是一般性闡述，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的特點、優(yōu)點以及功能的陳述性介紹，缺少應有的論證和分析。

當然在這方面的研究也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王邦佐等從結構、功能與理念三個方面分析了中國政黨制度的特色，論述了中國政黨制度的“結構特色”、“功能特色”、“理念特色”。(注：王邦佐等：《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tài)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頁，第15-117頁。)高放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多黨制，并對“我國社會主義多黨制的歷史特點”進行了具體論述。(注：高放：《再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浙江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對中國政黨制度的功能與作用，蕭超然、曉韋指出中國政黨制度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功能：政治穩(wěn)定功能、政治民主化功能、組織和動員功能。(注：蕭超然，曉韋：《當代中國政黨制度論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61頁。)程竹汝、任軍鋒認為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功能性價值包括穩(wěn)定的價值、低代價的政策優(yōu)化價值、社會整合的價值、合法性的價值等幾方面。(注：程竹汝，任軍鋒：《當代中國政黨政治的功能性價值》，《政治學研究》，2000年第4期。)

對中國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yōu)點，除了從其歷史和現實出發(fā)進行論證和分析外，另一個視角是從中外政黨制度比較研究中闡述和分析。

王邦佐等對中國政黨制度特色的論述，是中外政黨制度比較研究的結果。其他學者也通過中外政黨制度比較研究，論述了中國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yōu)點，如《中外政黨制度比較》(梁琴、鐘德濤)、《政黨和政黨制度比較研究》(周淑真)等。應該說通過中外政黨制度比較研究，可以更好地認識中國政黨制度的特點與優(yōu)點，并證明中國為什么沒有實行西方式多黨制。當然，隨著對中外政黨制度比較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寬，對中國政黨制度的認識正在不斷深化。劉寧寧分析了中國與西方兩種類型政黨制度的運行機制，指出中國政黨制度監(jiān)督機制需要進一步完善。(注：劉寧寧：《中西政黨制度運行機制比較研究》，《遼寧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

2.當代中國政黨制度形成的歷史研究

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對于中國政黨制度形成的歷史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xié)商制度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法性。王邦佐等詳細論述了中國近代政黨的萌動與發(fā)展、政黨政治在近代中國的實驗以及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形成。(注：王邦佐等：《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tài)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頁，第15-117頁。)當然，在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還是來自一些歷史學者，論述的重點放在清末民初的政黨政治思想和實踐，及其對中國政黨制度演變的歷史作用。陳宇翔考察了清末民初的資產階級政黨思想，歸納了超前性、移植性、趨同現象和過渡性等特點，指出清末民初政黨思想促進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發(fā)展，啟迪了國民的政治意識，提高了國民的政治覺悟。同時，它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和建設提供了有益經驗。(注：陳宇翔：《清末民初政黨思想的歷史地位》，《求索》，2000年第6期。)

在對中國政黨制度形成的歷史研究中，學界對其中的主要人物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士釗等的政黨政治主張與思想有深入研究，其中對孫中山政黨思想的研究成果尤為突出。(注：對黃興、宋教仁、章士釗等的政黨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義華：《民初政黨政治與黃興政治思想的發(fā)展》，《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張世敏：《黃興的政黨政治主張》，《江漢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周建林：《宋教仁“政黨內閣”思想述評》，《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張謙：《章士釗和他的政黨政治論》，《求實學刊》，2001年第1期等。)王業(yè)興通過對孫中山有關政黨的組成與作用、政黨的自身建設、革命黨人與政黨的關系等問題的論述，指出孫中山的政黨思想反映了其對政治現代化的向往，雖有局限性，但卻為中國民主革命事業(yè)、革命斗爭提供了理論上的思考與實踐上的幫助。(注：王業(yè)興：《論孫中山的政黨思想》，《學術界》，1994年第3期。)肖鐵肩較為全面和系統(tǒng)地論述了孫中山政黨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發(fā)展的歷史軌跡，并就其政黨觀、建黨思想、黨的地位、作用及黨政關系思想作了分析和評價。(注：肖鐵肩：《歷史腳步一伴音：孫中山政黨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從史學角度研究，無疑加深了對當代中國政黨制度之所以如此的理性認識。

3.關于參政黨理論的研究

1989年12月30日中國共產黨發(fā)表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的意見》這一重要文件。文件第一次明確了各派在我國國家政權中的參政黨地位。從此，主要圍繞參政黨的性質與特點、地位與作用以及參政黨自身運行機制等方面的理論研究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和重視。

對于“參政黨”的理解，學術界尚存較大分歧。徐育苗認為“參政黨，顧名思義，就是參與執(zhí)政活動的政黨”。強調在研究參政黨內涵時，應當把握兩點：一是“我國各派的參政與西方國家一些政黨的所謂參政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我國派‘參加國家政權’與西方國家的多黨‘聯合執(zhí)政’是有區(qū)別的”。(注：徐育苗：《當代中國政黨制度若干理論問題探討》，《社會主義研究》，1993年第1期。)王偉對這一論題提供了五點理論根據，提出了與“參政黨就是參與執(zhí)政活動的政黨”不同的參政黨概念，并通過與西方政黨參政的比較進一步說明了在我國“參政黨”就是參與執(zhí)政的黨。(注：王偉：《派作為參政黨就是參與執(zhí)政的黨》，《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6期。)房廣順指出，應把“我國各派”的提法改變?yōu)椤拔覈魃鐣髁x政黨”的提法。(注：房廣順：《現階段我國各派是社會主義政黨》，《社會主義研究》，2001年第6期。)黃福壽通過對參政黨與執(zhí)政黨基本政治關系的探討，通過對參政黨與中國派的關系和參政黨的階級基礎與社會基礎變化的分析，提出參政黨就是中國現有的八個派，是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自覺接受執(zhí)政黨的政治領導、在憲法范圍內同執(zhí)政黨法律地位平等的社會主義政黨。(注：黃福壽：《論參政黨的性質和作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

對參政黨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也有不同角度的思考。李躍雷、劉淑梅提出了派的“中介作用”。(注：李躍雷，劉淑梅：《論派的中介作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楚莊區(qū)分了派的“職能”與“功能”，并著重分析了派的社會政治功能。(注：楚莊：《試論派的社會政治功能》，《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1997年第8期。)孫偉林認為參與社會整合是參政黨在新時期應發(fā)揮的重要社會政治功能。(注：孫偉林：《淺議新時期中國參政黨的社會整合功能》，《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1年第9期。)程竹汝認為派的功能性價值主要有：有利于中國政黨政策選擇的互動優(yōu)勢；有利于我國政治體系內部監(jiān)督機制的形成；有利于中國政黨制度充分發(fā)揮政治資源的整合優(yōu)勢。(注：程竹汝：《派的功能性價值》，《社會科學報》，1999年10月14日。)

參政黨的運行機制也為學界所關注。孫瑞華從參政黨的參政運行機制、自身建設機制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等三個方面對參政黨運行機制做了初步考察。(注：孫瑞華：《對參政黨運行機制的初步考察》，《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1998年第12期。)蕭超然、曉韋提出了多黨合作與政治協(xié)商制度運行的原則、操作程序以及運行的行為規(guī)則。(注：蕭超然，曉韋主編：《當代中國政黨制度論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頁，第42-57頁。)鄭憲等探討了參政黨運行中的一般規(guī)律，闡述了我國派在自身發(fā)展中應該如何實現其內部控制功能和外部控制功能的問題，說明了參政黨發(fā)揮其參政議政、民主監(jiān)督作用的基本原理和原則。(注：鄭憲等：《中國參政黨運行機制》，學苑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共三代領導人政黨政治思想研究

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形成與發(fā)展是與中共三代領導人的政黨政治思想直接聯系的，是其政黨政治思想的直接體現。中共三代領導集體的代表人物——、鄧小平、的政黨政治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蕭超然、曉韋對、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貢獻與發(fā)展、關于多黨合作與政治協(xié)商制度的思想作了闡述，并指出了、鄧小平政黨學說的指導意義。(注：蕭超然，曉韋主編：《當代中國政黨制度論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頁，第42-57頁。)不少學者論證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主要倡導者和締造者。(注：見張暉：《中國政黨制度思想論》，《山東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另可參閱黃繼英：《對有中國特色的政黨體制確立的貢獻》，《新東方》，1996年第3期。)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恢復并堅持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xié)商制度，并把它確定為構成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注：陳水林：《鄧小平對中國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繼承和發(fā)展》，《浙江經專學報》，1994年第2期。)孫關宏和李學明比較全面地闡述了鄧小平的多黨合作理論。(注：孫關宏：《鄧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42頁；李學明著：《鄧小平多黨合作理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政黨制度在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和實踐中的發(fā)展也引起學界的關注。黃福壽指出，第三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全面系統(tǒng)地繼承了第二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多黨合作政治思想，對我國多黨合作民主政治的規(guī)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設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探索，并確定了新世紀我國多黨合作政治發(fā)展的基本思想，為我國多黨合作政治進一步發(fā)展提供了廣闊的理論與實踐空間。(注：黃福壽：《論第三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對我國多黨合作政治的發(fā)展》，《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

5.中國政黨制度的完善與發(fā)展研究

政黨制度應在實踐中適應社會發(fā)展變化而不斷完善與發(fā)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加入WTO等都為我國政黨制度的完善與發(fā)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機遇。程竹汝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xié)商制度具有高度的整合性與適應性，是能夠勝任中國社會現代化挑戰(zhàn)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注：程竹汝：《論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壓力與政黨需求》，《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但這一政黨制度必須適應處于變化中的中國國情和社會現實，不斷地實現自我完善與發(fā)展。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中國政黨制度完善與發(fā)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注：梅向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我國多黨合作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礎》，《民主》，2001年第5期；孫起孟：《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促進多黨合作的進一步發(fā)展》，《人民政協(xié)報》，1995年9月28日；吳黔生：《堅持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把多黨合作理論研究推向前進》，《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王邦佐等分析了社會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變化與中國政黨制度面臨的新課題，指出應從加強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發(fā)揮派的參政功能以及充分發(fā)揮中國特色黨際關系優(yōu)勢并不斷優(yōu)化這一黨際關系模式三個方面來推進中國政黨制度的完善和發(fā)展。(注：蕭超然，曉韋：《當代中國政黨制度論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蕭超然、曉韋探討了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發(fā)展途徑問題，即以體制創(chuàng)新為重點，積極發(fā)展政治層面的合作與協(xié)商；提高體制張力，積極發(fā)展地方層次的合作與協(xié)商；加強具體制度建設，提高多黨合作與政治協(xié)商的制度化水平；倡導寬松、和諧的政治文化，完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的社會氛圍。(注：伍華權：《政黨制度法律化的時代積極意義》，《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伍華權指出，憲法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fā)展”的內容表明，我們國家的政黨制度已經開始法律化。而政黨制度法律化是我國政黨制度走向成熟的標志，也是我國法律制度走向完備的表現。(注：肖祁山：《WTO棋局與多黨合作戰(zhàn)略》，《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0年第7期。)肖祁山認為我國加入WTO使多黨合作面臨一個新的歷史條件，以此為基礎，他分析了新形勢下多黨合作的戰(zhàn)略任務并對“入世”后多黨合作的發(fā)展作了思考。(注：王邦佐等：《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tài)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頁，“序言”第2頁。)

6.關于中國政黨制度研究的方法問題

王邦佐指出：“研究政黨和政黨制度，應該有多種視角和多種具體方法。筆者認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時間內，似可著重從三個方面著力，即：從政黨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角度進行研究；從政黨與國家、社會的關系進行研究；從比較政治的角度進行研究。”(注：對中西政黨運行機制比較研究可參見劉寧寧：《中西政黨制度運行機制比較研究》，《遼寧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近年來我國政黨制度研究主要也是運用了比較分析、生態(tài)分析的研究方法。

(1)比較分析的方法。比較的方法是中國政黨與政黨制度研究的常用方法。研究者主要從中國政黨制度歷史形態(tài)的比較、中外政黨制度比較等角度展開研究。其中中外政黨制度的比較研究主要是通過對中國和西方發(fā)達國家政黨制度的比較而展開的，重點是對中西政黨制度的歷史與形成、性質與特點、作用與功能以及運行機制等方面的比較研究。(注：王邦佐等：《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tài)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頁，“序言”第2頁。)如梁琴、鐘德濤著的《中外政黨制度比較》，周淑真著的《政黨和政黨制度比較研究》等。

(2)社會生態(tài)分析的方法。王邦佐等運用社會生態(tài)分析的方法來研究政黨制度問題。這種研究方法注重對政黨制度的動態(tài)研究，注重對政黨制度與社會環(huán)境之間互動關系的考察。在《西方政黨制度社會生態(tài)分析》一書問世后，王邦佐等又于2000年出版了《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tài)分析》一書，“運用社會生態(tài)分析的方法來認識和把握中國政黨制度的形成、發(fā)展與完善”。(注：王惠巖：《論民主和法制》，《政治學研究》，2000年第3期；蕭超然、曉韋主編：《當代中國政黨制度論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王邦佐等對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tài)分析研究不僅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而且豐富了政黨制度研究的方法。

二、評價和思考

通過對中國政黨制度理論研究狀況的分析，筆者感到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很多，結合近年來的思考，提出一些問題，以期學界同行共同研究。

1.要加強中共三代領導人政黨政治思想研究

應該說學術界對中共三代領導人的政黨政治思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這些成果相對于中國政黨制度發(fā)展的客觀要求還是很不夠的。某種意義上，只有在中共三代領導人政黨政治思想研究上的創(chuàng)新，才能推動中國政黨制度理論研究不斷發(fā)展。要從政治發(fā)展角度，在動態(tài)中把握中國政黨制度理論與時俱進的品質和發(fā)展規(guī)律，尤其要在時空的現實交匯點上，認真研究第三代中共領導人的政黨政治思想，推進中國政黨制度理論研究在正確方向上不斷創(chuàng)新發(fā)展。

2.進一步加強對西方政黨制度的研究

當前對西方政黨制度的研究，描述性、解釋性的偏多，缺少對其本質和特點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對西方政黨制度研究以及中西政黨制度比較研究主要是為西方多黨制不適合中國尋找依據，很少有論者通過研究來揭示西方政黨制度的進步性和某些優(yōu)點，從而為完善與發(fā)展中國政黨制度提供有益借鑒。我們反對簡單移植西方政黨制度，但我們同樣重視學習和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yōu)秀成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社會主義是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歷史形態(tài)，而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在各方面優(yōu)于資本主義，能在政治制度方面超越資本主義，恰恰在于社會主義繼承了人類文明發(fā)展的一切優(yōu)秀成果，包括資本主義的優(yōu)秀成果。因此只有在批判地吸收一切政治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基礎上，才能夠切實加強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推進中國政黨制度理論不斷發(fā)展。就中國政黨制度發(fā)展來看，既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國情，立足于中國多黨合作政治的歷史、現實，又批判地借鑒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某些方面和形式，才有可能最終在理論和實踐上超越西方政黨制度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中國政黨制度的優(yōu)勢，推動人類文明不斷向更高階段發(fā)展。

3.中國政黨制度的黨際關系研究

中國政黨制度的兩個主體——執(zhí)政黨(中國共產黨)和參政黨(八個派)的關系以及各參政黨(派)之間的關系，也是當前中國政黨制度理論研究需要重視的問題。

(1)執(zhí)政黨和參政黨的關系。對這個問題，不少國內有影響的學者認為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注：黃福壽：《論參政黨的性質和作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筆者以為無論從歷史和現實看，還是從邏輯上看，都是一個需要進一步商榷和探討的問題。我國執(zhí)政黨與參政黨應該是領導和接受領導的關系，這既是歷史和現實證明的，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關系不斷完善和發(fā)展的基本出發(fā)點。(注：《新世紀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學書記“七一”講話輔導)》，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第18頁，第10頁。)如果把執(zhí)政黨與參政黨的關系理解為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就容易簡單化為上下級關系，這顯然使人很難理解中國執(zhí)政黨和參政黨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監(jiān)督的政治關系。

同時，執(zhí)政黨和參政黨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正在發(fā)生變化。在“七一”講話中指出，“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yōu)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注：《新世紀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學書記“七一”講話輔導)》，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第18頁，第10頁。)而這些對象——“社會其他方面的優(yōu)秀分子”，(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6頁。)一向是參政黨的重要社會基礎，是參政黨聯系和發(fā)展的重點對象。因此如何認識這種變化，也是科學把握執(zhí)政黨和參政黨關系發(fā)展的客觀要求。

(2)各參政黨之間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經過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社會階級狀況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各派“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注：《新世紀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學書記“七一”講話輔導)》，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第18頁，第10頁。)從派現有成員的構成看，知識分子占有絕對多數，各黨派傳統(tǒng)的界別區(qū)別(如民盟以高教界人士為主、九三以科技界人士為主等)正趨向模糊。而且如繼續(xù)堅持傳統(tǒng)界線，那么某些黨派(如民革等)的存在和發(fā)展將面臨嚴禁挑戰(zhàn)。因此，要使中國政黨制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穩(wěn)定發(fā)展，必須加緊研究這些現實課題。

4.參政黨理論研究

加強參政黨理論研究是推進中國特色政黨制度不斷完善和發(fā)展的迫切要求。對參政黨理論的研究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引起了學界關注，但從研究成果來看，也僅限于對其歷史、特點、功能、運行機制、自身建設等的描述性陳述。就目前我國多黨合作政治的具體實踐來看，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參政黨建設尤其是參政黨理論建設相對落后，不能滿足參政黨實踐的需要，以致于參政黨在實踐中缺少應有的主動性，長此以往必將弱化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優(yōu)勢，延緩我國民主政治發(fā)展的進程。因此，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勇于實踐，積極推進我國參政黨理論不斷完善和發(fā)展，“不斷為生產力的解放和發(fā)展打開更廣闊的通途”，(注：《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卷，第423頁。)為中國各階層人民獲得切實政治利益提供理論指導和有效途徑。

5.研究方法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進行中國政黨制度研究的根本方法。在這一根本方法指導下，運用各種具體方法是深化和拓展中國政黨制度研究的必由之路。但在運用各種具體方法時，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

(1)關于比較方法。比較方法是中國政黨制度理論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比較方法本身也存在缺陷，運用不當會使我們的研究結果出現很大的片面性，正如列寧所說：“任何比較都不會十全十美，這一點大家早就知道了。任何比較只是拿所比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來相比，而暫時地和有條件地撇開其它方面。我們提醒讀者注意一下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注：王邦佐：《政治學的繁榮和發(fā)展需要理論創(chuàng)新》，《政治學研究》，2001年第1期。)因此要克服片面性，增強科學性，惟有提高比較的全面性。當前應拓展這樣四個維度的研究：一是發(fā)展中國家政黨制度的比較研究；二是亞洲國家政黨制度的比較研究；三是前東歐共產黨國家多黨合作制的比較研究；四是中國政黨制度歷史形態(tài)的比較研究。通過多維度研究，才有可能科學揭示中國政黨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發(fā)展的方向性。

(2)關于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理論聯系實際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也是中國政黨制度研究中需要強調的問題。從近年來中國政黨制度研究的現狀看，理論與實際分離的傾向比較明顯。一方面是實際工作者缺少從政治發(fā)展尤其是從中國民主政治發(fā)展角度的理論思考；另一方面是理論工作者對中國政黨制度的實踐了解不夠，缺少理論研究的現實基礎。只有實現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的緊密聯系，共同研究，才有可能實現中國政黨制度理論不斷創(chuàng)新發(fā)展，因為“政治生活為政治學的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政治學研究如果離開了現實，缺乏對政治現實的回應性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爸袊恼螌W學者更應從中國的現實問題出發(fā)，創(chuàng)建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43)

注釋：

(28)王邦佐等：《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tài)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351頁。